什么是大类招生？

所谓大类招生，是高校将相同或相近学科门类的专业合并，以“大类”为单位招生的模式。

考生填报志愿时无需选择具体专业，仅填报对应大类，入学后经过1-2年的通识基础培养，再结合个人兴趣、学业成绩（部分参考高考成绩）进行专业分流，确定最终培养方向。

其核心设计理念是为高考生提供专业探索的“缓冲期”，衔接高中通识教育与大学专业教育的过渡鸿沟。

实践中，大类招生主要有三种模式：

按学科招生：同一院系内不分专业，按大类填报，如材料类、机械类、公共管理类等，是最常见的模式；

按特殊班型招生：以“工科试验班”“理科试验班”“基地强化班”等形式招生，大一、大二侧重通识课程，大三再双向选择具体专业方向；

按教育计划招生：打破院系界限，新生统一进入书院或指定学院接受通识教育，大二再细分专业培养方案，培养体系更具综合性。

大类招生为何引发争议？

尽管设计初衷良好，但大类招生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，成为政策收紧的核心原因。

早在2022年，教育部就明确提出“严格规范大类招生行为，对于培养方案不合理、不到位或招生和培养方案不一致的，不得开展大类招生”，而2026年的“严控令”，正是对持续乱象的针对性整治。

1、专业“混搭”，预期失衡

部分高校为降低管理成本、扩大生源吸引力，将差异极大的专业强行编入同一大类。

例如中山大学2021年实施大类招生时，曾将材料类、土木工程、水利与海洋工程归入计算机类，有考生冲着软件工程等热门专业报考后，分流时被调剂至船舶与海洋工程等完全陌生的领域，导致报考预期与实际培养严重脱节。

2、冷热捆绑，两极分化

不少高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“打包”招生，以热门专业带动冷门专业录取率，却加剧了学科发展失衡。分流时，绩点高的学生扎堆热门专业，绩点低的学生被迫调剂至冷门专业，形成“热门更热、冷门更冷”的恶性循环。

同时，大类招生对选考科目的要求较为宽泛，部分学生虽符合调剂专业的选考要求，却因基础薄弱出现听不懂、挂科、延毕等问题，影响职业发展。

3、二次竞争，焦虑加剧

多数高校将学业成绩（绩点）作为专业分流的核心甚至唯一标准，让大类分流沦为“第二次高考”。

不少学生为抢占热门专业，大一就陷入高强度应试状态，“高四”焦虑蔓延，原本的通识教育沦为应试工具。更有高分考生考入名校后，因分流失利被调剂至非心仪专业，违背报考初衷。

多所院校已取消或优化大类招生

教育部的政策导向早已在高校实践中落地，近年来多所院校陆续收缩大类招生范围：

大类招生收缩后，为弥补“专业探索缓冲期”的缺失，多所高校通过优化转专业政策、创新培养模式，为学生提供专业调整空间，主要有两种路径：

1、宽松化转专业政策

江西财经大学明确给予在校生2次转专业机会，遵循“转出无限制、转入有门槛”原则，逐步扩大接收转入比例，降低专业调整的难度，让学生有机会修正志愿选择偏差。

2、“小大类”折中模式

西安交通大学将跨学院的8个大类，细化为27个以学院为单位的“小大类”，缩小专业跨度、明确选择方向，同时推出“转出不设限”政策，给予学生3次转专业机会，兼顾专业稳定性与选择灵活性，实现“精准探索”。

2026年志愿填报这样调整

从“大类招生”回归“专业招生”，本质是高等教育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的必然选择，也要求考生和家长将职业规划“前移”，调整志愿填报策略：

1、精准锁定专业，提前调研适配性：

不再寄希望于“大类兜底、分流择优选”，需提前深度了解目标专业的课程体系、就业方向、选科要求，结合自身兴趣与职业目标锁定具体专业，避免盲目填报；

2、优化专业组选择，规避“杂糅组”：

在实行院校专业组投档的省份，优先选择专业关联度高、组内专业数量合理的院校专业组，避开“冷热专业混搭”的组群，提升专业志愿满足率；

3、关注高校配套政策：

填报前重点查看目标院校的转专业政策、培养方案，优先选择转专业机会多、政策宽松的高校，为专业调整预留空间；

4、紧跟院校招生动态：

2026年多所高校将调整招生模式，需密切关注目标院校发布的招生章程与专业目录，确认是否取消或缩减大类招生，避免依据旧政策填报。